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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“粗桶”，高约50多厘米，直径30多厘米，桶墙外面从上到下共箍了4个坚实的麻花状铁线圈，两边“桶耳”穿绑着柔韧的草藤绳或麻皮绳，一担粗桶能盛100斤左右的粪水。因潮汕农民向来称粪水、尿水为“粗”，故专用来挑粪水、尿水的木桶，就叫“粗桶”。

　　小时候，经常看着父亲到“东司头”（露天厕所兼蓄粪池）用“大杓”“打粗”，然后用宽厚的肩膀挑着一担“粗”（粪水），赤足走向田间地头。为防止粪水溢出桶外，溅到身上，父亲用稻草缠织了两个草圈，放在粪水上面。这样，一担八九成满的粪水，在走了二三里路到达田头时，依然完满如初。回来的时候，父亲用洗净的粗桶挑着包菜或地瓜（喂鹅养猪的好饲料）。年复一年，父亲不知挑了多少担“粗”，浇种了多少庄稼，饲养了多少头猪和鹅鸭群，供养着一家庭13个人口，还建了近10间房屋。父亲的伟大，也因此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我竟然也成了“秀才担粗桶——学无用”的现实版。高中毕业后就学着父亲挑粗桶，给庄稼施肥、浇水、喷药，虽没有父亲的能耐，为家庭做出那么大的贡献，但也磨练出不怕脏不怕累的吃苦精神和劳动技能。遵循“种田无师父，只要肥水硬”的古训，每次前往菜园劳作都要肩挑一担“粗”。从刚出校园稚嫩的肩膀磨练成老农般坚毅的“粗肩”；从挑着粪水行走在平坦的田间小路还摇晃不定到挑着“粗桶”从容走在仅有20多厘米宽近百米长的水利沟灰砖墙上，好似阿迪力走钢丝绳一般，艺高胆大。

　　后来种柑、种菜及其他庄稼多了，粪水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多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我学着人家做了一个简易木架安放在自行车后面铁盒上，将盛了粪水的粗桶放在上面，骑行运送到田头去。每次载“粗”时，我都穿着破旧外衣，戴着被雨水浇过褪了色的蜡黄草帽，来到深达三四米的蓄粪池，弯腰挽着套在“大杓”上的竹竿，将粪水提上来倒进“粗桶”里。在使劲“打粗”这一过程中，两手难免“抓屎捏尿”被粪水污染，身上粪水味和汗酸味夹杂在一起，谁遇到都会掩鼻退避三舍。每次收工之后，我都会跳进清水流淌的小河一洗再洗。但那沤制过的粪水的特殊臭味仍在手心底挥之不去。好在是自己的手，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。每当看到施用了粪水之后的庄稼茁壮成长、丰收在望的时候，就觉得载粗再臭再累也值得。有时还会脱口而出：溅得一身臭，换来好收成。聊以自慰！

　　那时，我们分到山中一二分地用以种菜，种地瓜、百合、萝卜、白菜，用以饲猪养鹅。除了要担“粗”去做追肥之外，还要天天去山坑挑水浇灌。有一次，我肩挑“粗桶”下山到水窟挑水浇菜，当侧肩挑着前高后低的“粗桶”艰难蹬上陡峭的坑坎时，前面一只“粗桶”碰着坑壁，担子失衡，刹那间整担“粗桶”脱肩而下，“砰”的一声掉进落差3米左右的坑窝里，其中一只经不起重力的冲击，桶底完全脱落只剩一个大桶筒。当时，我迅捷抓住坑壁上的杂草，才避免与“粗桶”“同坠于坑”，我站在陡峭的小径上一阵子发愣。这段危险经历，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！

　　一晃30年过去，洗脚上田的我早已远离“粗桶”。然而，挑着“粗桶”劳作的日子，也成了我人生一段宝贵的阅历，使我在往后坎坷的人生路上备受教益。